因此，孤立来看，姓名和手机号不但不应保密，反而是需要向他人告示的。
犯罪行为的隐秘性、侦查对象的不明确性、侦查环境的多变性以及刑事案件的突发性决定了侦查人员不可能循守固定的程序模式，墨守成规，而需要拥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和临机处置的权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切实发挥审判程序应有的制约、把关作用，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公检法办案人员树立案件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庭审检验的理念，严格依法规范侦查活动，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刑事执法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法治的尊严和司法的权威。所谓完备，是指刑事诉讼的各项程序、各类行为均有法律予以明文规定。二是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构建错案责任倒追机制。侦查主体取证过程的程序意识显著加强，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它不仅要求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在运行方式上也应当克制、谦抑，努力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在司法改革的大潮之下，强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已然成为公安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基于我国侦查程序失控，侦查权力泛化的现实状况，《意见》《改革意见》《规定》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和改革措施，来强化对于侦查行为的监督。高等教育法治的学科载体即是高等教育法学教材，而教材作为高度体系化的思维结晶，是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关键指标，是支撑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学科的属性来讲，高等教育法治依托于高等教育法学，从属于教育法学，置于法学一级学科之下。（3）研究教育政策效果评估[[23]]。后者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宏观层次治理，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配置政府与大学的学术权力。（4）学位法修订研究，如陈子辰等编著的《我国学位授权体系结构研究》（2012年）、胡志刚的《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研究》（2013年）和马怀德主编的《学位法研究》（2014年），等等。
（4）研究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系[[24]]。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离不开高等教育法学教材的编写。
而国（域）外高等教育法治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美国，对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的研究还不太深入，尤其是在资料的更新上比较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进程。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首先是要确定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基本概念或者基本范畴。这一阶段有几件事颇为重要：第一，2016年12月16日，教育部修订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3）大学治理成败是关系到高等教育法治化是否完成的一个重要考评标准。
（二）推动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内涵式发展 目前学术界在关注高等教育法治的各项议题时，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基本范畴没有确定、基本逻辑体系还未形成等突出问题。为了配合这方面的研究，何东昌收集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199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多卷本（2004年），劳凯声主编了《中国教育改革30年：政策与法律卷》，湛中乐编译了《大学章程精选》（2010年）、李均编著了《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盟高等教育政策丛书多卷本（2013年），范跃进汇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元政策（1949-2016》）（2017年），这些资料编撰为高等教育立法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即：在介绍国外高等教育法制的基础上，分析制定我国高等教育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相关问题。这一案例引发了学术界一系列思考，如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内部管理行为的可诉性、大学自治等等。
在著作方面，数量非常少，仅见黄重宪主编的《大学法与大学教育》（1987年）、湖北省高校教学管理研究会编的《高等教育改革与治理整顿》（1991年）、忻福良主编的《各国高等教育立法》（1992年）和夏天阳的《高等教育立法引论》（1993年）。待到《高等教育法》制定后，学术界又开始着重研究高等教育考试立法、高等教育投资立法、高等教育信息公开立法、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立法、高等教育章程立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立法等等。
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法治就是高校依法治教，即按照依法治理的原则和方式来管理和规范各种高等教育活动[[7]]。因此学术界应当增强当担感，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期，不断强化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化有关议题和内容的研究，有力地推动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实现。
论文之外，其他代表性著作还有谭秀森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法律问题研究》（2015年）、陈达云的《民族院校治理之道》（2017年）和李进付的《教育法治化与大学生伤害事故处置》（2017年），等等。（9）结合国家双一流建设背景，再思政府与大学关系[[29]]，等等。如在2016年12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深刻阐释了党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全面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两个根本性问题[[33]]。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可能在于：（1）大学是联系教育部门和社会的中间纽带，大学治理好坏直接影响到它服务社会的质量，通常一所声誉卓著的大学能向社会提供高素质人才，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可见，尽管学术界对高等教育法治和高等教育法制已有区分，但是对于高等教育法治的内涵并未明晰，这就涉及到其与高等教育法治化、高校依法治校、高等教育治理和大学治理等概念的区别。研究回顾 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三件大事，深深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历史进程。
第四，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将对高等教育法治研究产生重要引领作用。[[1]]二是，修订1961年9月制定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将规范高等教育管理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中观层次治理，其核心问题是大学决策权如何分配。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在基本概念、学术议题、论著发表数量、人才培养，以及推动高等教育立法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虽然高等教育法制的完善程度也是高等教育法治化的重要考评标准，但是在重要性上显然次于大学治理成败。最近，学术界正在为《学位条例》升格为《学位法》做理论准备。
1978年10月4日，在修订《高教六十条》的基础上，教育部制定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2]]，初步奠基了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制度。（8）研究大学内部治理能力提升[[28]]。以《高等教育法》的制定和修订为时间节点，可以将这一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还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法治化以实现良好而有序的治理为目的，在内容上体现为大学相关主体间权利关系的明确[[10]]，这又和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相混淆。
（2）研究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法治化路径[[22]]。它关心的不再仅仅是未成年人是否接受学校教育的问题，更关注家庭与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权力界限问题。
如何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在高等教育上的事权和财权，如何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如何理顺高校党委与校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2002年裁判的齐玉苓案搅动了一池春水，激发了学术界对受教育权的研究。
湛中乐教授等认为，应该围绕大学章程构建大学治理规范体系[[18]]。周光礼教授认为，可以大学组织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外部环境、组织文化、关键行动者三个方面论述大学变革[[20]]，等等。
为此，围绕如何让高等教育朝着法治化的道路继续前行，学术界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和探索。文章来源：杨宗科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25卷），法律出版社2019年4月版，第80-95页。（5）高等教育治理研究，如李福华的《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2008年）、卢晶的《高等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治理模式研究》（2010年）、尹晓敏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逻辑下的大学治理研究》（2010年）、安宗林和李学永的《大学治理的法制框架构建研究》（2011年）、俞德鹏和侯强的《高校自主办学与法律变革》（2011年）以及黄达人编著的《大学的治理》（2013年），等等。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高等教育法治 。
后者是政府依法管理高校和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原则、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总称[[11]]，它强调的只是高等教育法治的一个方面，即行政执行层面。该刊于2007 年入选 CSSCI 来源辑刊目录，截止2017年已连续出版14辑，发表了大量与高等教育法治有关的论文。
学界在理解高等教育法治化时，并没有注意到其和高等教育法治的这一细微差别，将高等教育法治化理解成了过程和结果的混合物，这就导致了其和高等教育法治的混同。代表论文如马怀德的《公务法人问题研究》、谭晓玉的《我国首例学位教育行政诉讼案的若干分析与思考》、湛中乐和李凤英的《论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以及秦惠民的《当前我国法治进程中高校管理面临的挑战》。
[[3]]他后来在另外一本书中经过反思认为教育法治至少应该包括教育立法、教育执法和教育司法[[4]]，由此高等教育法治在内涵上应该大于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育法制指的是静态的高等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它经由高等教育立法来实现。
